小編：社會實踐能幫助大學生樹立正確的立業(yè)觀，適應市場，順利就業(yè)。通過社會實踐，大學生能提前了解社會、認知自我、準確定位，樹立正確的立業(yè)觀和擇業(yè)觀，在就業(yè)過程中適應就業(yè)市場的要求，在短時間內找到適合自己的崗位，邁出走向社會的第一步。
一次在和曹騎士(曹筠武老師)、嘉欣吃面的時候，聊起了各自的大學。嘉欣說去過武漢大學，那天看到的都是垃圾。我很不服氣地反駁道她一定是走錯了，或者至少是看錯。幾番爭論下來，雙方貌似也都沒什么辦法說服對方。最后都被曹騎士嘲笑說：“真的還是小孩子，都說自己學校好”。其實說自己學校好的不光是小孩子，這樣的小孩子長大了也還是要說自己學校好的。因為我們在這里成長，這生活過的一草一木便是最親切的。
當時我就想說，現(xiàn)在不允許別人說自己學校壞話的人，將來走出去理所當然也會說南周是個好地方。成長身體的地方是哺育之所，塑造靈魂的地方則是神圣之地。
南方周末是我心目中的圣地。并不是因為她有多么強大的力量，恰恰相反，她經常背離我們的期許——很無力，就像《生于1984》里說的，有時候只是證明著“我們相互關注著，我們沒有被拋棄”，而卻難以改變任何東西。但越是無力，這狀態(tài)便彌足珍貴。我們時常哀其不幸，恨不得她真的有通天的能量，可以說出自己所有想說的話;我們有時也怒其不爭，對于追求理想的人們，眼下的情況，似乎總不那么理想。追求理想的人就是這樣，背起行囊走在路上便是他們的全部生活，能夠達到的應許之地或許就不成其為應許之地，因為停下了腳步，理想便隨之而終。海鵬老師說，我們不能永遠年輕熱淚盈眶，但永遠對一個更美好的世界懷有鄉(xiāng)愁。
富士康的一個月，帶給我如此之多的成長，我從未想到，我的文章可以讓老師夜不能寐，幾欲淚流。那些轉變與思考之前已有提及，在此不再贅述。之前我會寫擦鞋稿，會寫學生稿，也會寫自己文青式的小怨念，而一旦想到要為這張報紙工作，并把它們印成鉛字，所有的沉積便都來自編輯部里那一份份或油墨香未散或泛黃的紙張里。從01年的南周一直讀到當下，她的啟示很簡單，做一個忠實的記錄者，并不放棄對一個美好世界的希望，以達致“他日有人要來知道中國的歷史，定要來翻檢我們的報紙”。有時候堅持這些令人極為痛苦，可是一個曾在南周實習的師姐告訴我說，除了真誠和善良，她不知道還可以怎樣走下去。
富士康之后的一次評報會上，老實說我完全懵在了大家的掌聲中，就像一個凡人闖入了奧林匹斯山，言不能自已。坐在編輯部里，除了能經常吃到罰款買來的零食之外，還能聽到諸神之激烈爭辯，作為一個凡人，誠榮幸之至。
廣州大道中289號，在這棟老舊的高樓里幾乎可以看到當今中國傳媒的所有形態(tài)：市場化前沿的黨報，全國性擴張的都市報，高端化經營的周刊，信奉專業(yè)主義的財經雜志……還有一份周報，她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個奇跡，南方周末。從“讓無力者有力，讓悲觀者前行”到“在這里，讀懂中國”，在這個連章魚保羅也無法準確預知的全世界最復雜的媒體環(huán)境中，她有所堅持。她的樓頂上有一個不算很奢華的紅色燈箱，但是每到黑暗降臨時，它格外明亮。
亨利·魯斯的教堂在近70年間櫛風沐雨，傳到中國，顯然已變了模樣�？晌阌怪靡傻氖悄侨允且凰烫�，守衛(wèi)她的人們拾起哪怕一瓦一礫，構建他們心中的圖景。
南周所告訴我的是，大教堂，她塌不了。謝謝，就像你們知道的那樣，許多人僅僅缺少一個堅持的理由。
灞橋折柳，終有一別。后會有期。
回望“富士康”：一個“臥底”的“自白書”
此前各媒體已經披露了不少關于富士康撲朔迷離的“內幕”，但連續(xù)自殺這個極端的死亡方式仍舊在邏輯與情感上都讓人難以接受。于是編輯部決定派遣記者，以打工者的身份親歷富士康，還原真相。出于年齡上的考量，我有幸成為了最終人選。
去往富士康之前，我從未想過 “潛伏”、“富士康”這兩個關鍵詞會成為我的準記者生涯里的第一次巨大挑戰(zhàn)，可能面對的一切或許都是未知的。然而未知，卻成了讓我前行的最大動力。這次特殊的調查，從4月10日晚踏上前往深圳的列車開始。
從偏見到細節(jié)
進入之前，我與幾個在廠內工作了很長時間的老鄉(xiāng)取得了聯(lián)系。他們的回答讓我有些詫異，之前媒體上很多的所謂“黑幕”，他們確有聽說，但是涉及層面似乎并不那么廣。例如保安打人，門禁嚴格，稽查苛刻，他們甚至都有自己的一套“化解方法”，就像是在學校里逃避老師的管理一樣，學生們總能各顯神通。那么這樣一個廠區(qū)，何以自殺頻發(fā)?所以進入前，我最大的擔憂并不在于會面臨多少未知的危險，而是如果廠區(qū)里一切正常，根本發(fā)現(xiàn)不了什么問題，即便有問題，也只局限在一個很輕的程度與很小的范圍內，難以由此為因，導出自殺之果，那么這篇調查要何以為繼。但是與兩位老師的討論讓我暫時擱置了這種疑慮，因為這種極端結果的接連發(fā)生，由結果來看，是不可能沒有原因的，背后必然有某種制度或文化上的原因。我的想象或許還是過于單純了，進去之后只需完整客觀地反映全部細節(jié)即可。
經過7個多小時的排隊，一整天的體檢，崗前的教育、分發(fā)，我隨那一批的3500多人一道，最終順利進入富士康開始工作。前三天的工作甚至讓我覺得太過輕松：沒有什么活干，新人不讓加班，工友彼此之間也還不太熟悉，采訪任務也不急于開始。這樣節(jié)奏的生活，與調查自殺兩件事，仿佛是八竿子打不到一塊兒。我進入之前最擔心的事已然發(fā)生了。此時我的“日記”便帶上了明顯的“有色眼鏡”，試圖把每種現(xiàn)象每個細節(jié)下一個結論，試圖把員工們的生活狀態(tài)往壓力過大、沒有自由、管理制度有問題等等方向上靠，那段時間甚至只要從員工嘴里說出“壓力”兩個字，都能讓我變得無比興奮，我會立即記錄下來。我總覺得在一步一步接近答案。但事實上，真相這個時候卻在遠離。
第一次以“臥底”記者身份與楊繼斌老師碰頭是正式工作的第一個周末。一個酒店十幾層上的咖啡廳，大致說了說工廠里的基本情況，然后望著高樓大廈胡發(fā)了一通感慨，很興奮于自己又暫時回到了真實的身份。關于選題，當時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話是楊老師問到“你覺得這個題是語文 題還是數(shù)學題”，我不假思索地回答“語文 題”，也許是因為我還并沒有做“揭黑”之類調查的經驗，也許是因為對于環(huán)境的一種直覺，我總覺得這一周我看到的東西，即便是戴著“有色眼鏡”往那幾個能逼死人的方向上靠，也顯得牽強無力。但楊老師提示我這應該是“數(shù)學題”，一環(huán)一環(huán)的故事與細節(jié)最終要導出自殺的結果，報道才能成形。如果不能建立這樣的邏輯關系，那么這篇調查就是失敗的。當然，一切還在進行中，選題的變化還要看進一步的材料積累，“你也別抱太大希望”。我的作用只是忠實地做好一臺攝像機，與一臺文字輸出機，“有色眼鏡”必須摘下。
既是一臺攝像機，那就不必想太多啦，取景器里是什么景色，帶子上寫入什么內容，關你這機器什么事呢?恩，這樣反倒也輕松自然，每日保持“電力”就好。
這之后的文字已經發(fā)生了完全的改觀。每晚發(fā)回的文字已經客觀真實，我動用身體上的一切感覺器官，我只求細致與鮮活，而更少或者根本不去考慮調查的結論。工友們開心、幽默、青春、時尚，我也都一一記錄下，甚至有時候篇幅比他們的焦慮、無奈更長。這樣的記錄讓我很安心，因為我只需與看到的真相、感受到的情緒站在一邊。
潛伏：隱匿還是出眾?
為了不在打工者中過分突出，我特地挑選了平日里最不常穿的幾件衣服，讓自己看上去更像個剛從學校出來的打工仔。在小商店里購置日用品時，幾乎全部選的是最廉價的商品。嘴上說的話也一概去掉“對不起”、“請問”、“謝謝”等，唯恐太文質彬彬而受欺負，或是顯得與眾不同。事實證明，這些“隱匿”的方式讓我的生活看上去與他們全無二致，說話的方式改變也讓我不自覺地融入了他們的談話之中。氣場相合，方能聊出更多的信息來。這也成了后來得到不少故事的“語言基礎”。
但是在接下來的采訪中，情況并不那么簡單。采訪大學生時，我要化裝成正在進行社會實踐的大學生，與他們平等地交談;與線長組長交談時，不光要想出讓他們注意到你的“噱頭”(事實證明，只有我說不想干了，他們最會和我談)，還需要拿出更多一點的見識來，去與他們探討這個大工廠里基層干部的升遷與前途。當我號稱自己“要離職”而與線長“談心”的時候，他本來是想要留我的，但我完全不關心“我自己”的前途，卻只從他的角度來看這個巨大的工廠：人多，機會少，基層干部壓力大，帶的人流動性太強，出不了成績，就爬不上去——這都是我這些天觀察的結論。他仿佛換了個人，不像和別的有離職意向的員工交談時那種家長式的“教誨”，而是真正談起了他自己的故事。他說起自己的學習經歷，在富士康等一些類似廠里的工作經歷，現(xiàn)在作線長壓力大了，但級別沒動，工資一點也沒漲。最后，連他自己也說“沒辦法，富士康就是這樣的”，“要是情況還沒有起色，也許我也就干到今年年底了”。堅持隱匿，但有需要時也不必害怕“出眾”，極大地延展了我的“潛伏”體驗。我甚至逮住一次占理的機會，直接與另一線的線長發(fā)生了爭執(zhí)，去看最終會怎樣解決。
成功地變換2-3個身份，去與受訪者平等地交談，才是獲得故事最好的途徑。當然，“臥底”期間，兼有的身份越多越危險，所以這種變換最好在后期完成，以防有變。
新聞倫理的考量
報道中有關新聞倫理的考量分為兩個方面：受訪者與采訪者。
對于受訪者的名字使用，我們之前的想法是，只要不涉及工人們的負面信息或者隱私，用真名是沒有問題的，這樣做也是出于報道的真實性的考慮。但是報道出來之后，有個別員工不愿意自己的真名出現(xiàn)在報紙上，有關自己的細節(jié)被誤讀，現(xiàn)在他面臨著極大的壓力，情緒也十分激動。這是我們所未想到的。
盡管未涉及負面、虛構或隱私情節(jié)，且新聞事件的公共價值也很大，但每個人的情感與認知都不一樣，不應該用統(tǒng)一的標準去苛求。在面對預計不到的后果時，個人更信奉“最小傷害原則”。在未經受訪者同意的情況下，還是使用化名進行寫作更為穩(wěn)妥。如果要增強其真實性，可以在聯(lián)絡到受訪者本人，征得同意之后使用真名。所以我們在接下來的一期報紙中就注明了“所用名字為化名”這一點，力求彌補。由是看來，“有不說的真話，但決不說假話”也并非一成不變的，因為真話與假話一樣，可能傷害無辜的人。
進入富士康之前，我與傅劍鋒老師、楊繼斌老師仔細分析過作為“臥底”的我可能出現(xiàn)的風險：其一，被發(fā)現(xiàn)真實身份，結果無外乎是開除，問題不大;其二，可能被分配到危險的崗位，此時我所做的就是必須要想辦法調離，或者，放棄這個崗位，再出來排一次隊。最終這兩種情況都沒有發(fā)生。但為求穩(wěn)妥，如果在出發(fā)前能夠有一個成文的風險應對策劃，則更為完備，其中可以包括對各種可能的危險的判斷、應對，乃至結束后的心理疏導。
于現(xiàn)在的我而言，我倒希望盡快地揭掉身上的“富士康”這個標簽，它只是我的作品，而我并非它的附庸。一個好記者必須不斷地靠好作品來說話，而不是成為新聞的一部分。但要去掉這個標簽只有兩種方式：其一是停止努力，直到被大家忘掉，這個很簡單;其二是馬不停蹄地再次踏上某輛通往某地的“列車”，走去通往新聞的路上，這個難度更大、更未知。但我由衷希望是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