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初六曬書節(jié)

　　農(nóng)歷六月初六，相傳為“天貺(kuàng)節(jié)”，又稱“曬書節(jié)”。民間傳說：宋代時有一年六月初六，上天賜給宋真宗趙恒一部天書，趙恒將天書視為珍寶，收藏起來。為了防止“天書”霉蛀，每年六月初六這一天，他都要把天書拿出來曝曬。后來讀書人也在六月初六這天，將所藏的書籍、字畫攤在太陽下曬，故稱六月初六為“曬書節(jié)”。

　　曬書的方法

　　關(guān)于曬書，《西游記》第一百回里有這樣一段有趣的故事：唐僧師徒被通天河的老黿幌落入水，上岸又避過風、霧、雷、電的劫擾后，發(fā)現(xiàn)經(jīng)包已濕，于是“太陽高照，卻移經(jīng)于高崖上，開包曬晾”，然而“不期石上把佛本行經(jīng)沾住了幾卷，遂將經(jīng)尾沾破了。所以至今本行經(jīng)不全，曬經(jīng)石上猶有字跡”。向陽的高崖成了“曬經(jīng)石”，民間類似這樣的傳說和地方還有不少。只是，在大石上曬書，若石面粗糙不平，也往往會損傷圖書。所以，曬書不能將圖書胡亂堆放，應(yīng)講究一定的方法。

　　唐代陸龜蒙曬書有“曬書床”，他在《襲美以公齋小宴見招因代書寄之》詩中寫道：“早云才破漏春陽，野客晨興喜又忙。自與酌量煎藥水，別教安置曬書床。”(《全唐詩》卷624，中華書局，1960)這個“曬書床”到底形制如何，已不得而知，但結(jié)合圖書的特殊性來看，應(yīng)該是頗為講究的，它大致就是一種木制支架或木臺，曬書時將圖書等置放于上。

　　宋司馬光也頗諳曬書之法。司馬光于熙寧四年(1071)居洛，六年買田二十畝于尊賢坊北，辟以為園。其中為堂，聚書出五千卷，命之日讀書堂(司馬光《傳家集》卷71、卷3，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宋費袞在《司馬溫公讀書法》一文寫道：“司馬溫公獨樂園之讀書堂，文史萬馀卷，而公晨夕所常閱者，雖累數(shù)十年，皆新若手未觸者。常謂其子公休曰：‘吾每歲以上伏及重陽間，視天氣晴明日，即設(shè)案幾于當日所側(cè)群書于上，以曝其腦。”’由此司馬溫公的書保存得很好，“年月雖深，終不損動”(《梁溪漫志》卷3，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而清代江蘇藏書家孫慶增在《上善堂藏書記要曝書》中的曬書之法尤為詳實：“曝書須在伏天，照柜數(shù)目挨柜曬，一柜一日。曬書用板四塊，二尺闊，一丈五六尺長，高凳擱起，放日中，將書腦放上，兩面翻曬。不用收起，連板臺風口涼透，方可上樓。遇雨，臺板連書入屋內(nèi)，閣起最便。攤書板上，須要早涼�？趾故帜脮�，沾有痕跡。收放人柜亦然。人柜亦須早，照柜門書單點進，不致錯混。倘有該裝訂之書，即記出書名，以便檢點收拾。曝書秋初亦可。漢唐時有曝書會，后有繼其事者。余每慕之，而更望同志者效法前人也。”(見《中國歷史藏書論著讀本》，526頁)曬書之法如此謹細，惜書之情如此真誠，著實令人欽佩。

　　值得注意的是，隨著時代的發(fā)展，藏書條件不斷改善，藏書技術(shù)不斷提高，曬書(曝書)這一古老傳統(tǒng)在現(xiàn)代社會漸趨消失。不過古人的曬書之舉足以給我們深刻的啟示，現(xiàn)今看到一些人無意或有意地損毀圖書之舉，不禁讓人想起宋代大哲學(xué)家邵雍所言：“蟲蠢書害少，人蠧書害多。蟲蠹曝已去，人蠹當如何?”(《曝書吟》，《擊壤集》卷11，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在邵雍看來，蟲蠹對于圖書的損害比人為造成的毀損要小。但愿我們能從歷史上的曬書之舉中激發(fā)出更多的愛書之情，不再成為損毀圖書的“人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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