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堂記憶讀書筆記
景軍先生的《神堂記憶》主要涉及了人的受難和對災難的處理的兩個方面上的內(nèi)容。下面是小編整理的神堂記憶讀書筆記,歡迎查看。
篇一:神堂記憶讀書筆記
今天把《神堂記憶》看完了,有很多的概念都沒能搞清楚,可是短時間內(nèi)又不能再重復的看一遍。最主要是文中有很多的引用知識,而自己對這方面的知識還相當匱乏,所以把一些困惑的知識點先弄下來吧。
1、親屬的社會距離:實際上是一種政治忠誠和經(jīng)濟互惠的原則,需要基于親屬紐帶。
2、哈布瓦赫指出所有對個人回憶的討論必須考慮親屬、社區(qū)、宗教、政治組織、社會階層、民族認同所留下的具有社會意義的烙印。每個家庭在穩(wěn)定的社區(qū)生活中都有隱秘的記憶,只能對家庭成員揭示。但這種家庭記憶并不只是個人記憶的簡單組合,而是家庭組織對個人意識的重構。
3、官方記憶的一個特點是制造敏感歷史問題的記憶盲區(qū)。另一個特點是有選擇地培養(yǎng)公眾對某一些歷史事件或人物的認知,以至于一系列被過濾或矯正的記憶被公眾視為常識性知識。
4、一個民族特有的記憶在受到外部世界刺激之際會升華為強化族群意識的極大動力,最終豎立起來一面抗衡外族勢力的戰(zhàn)旗。
5、某些所謂的學術規(guī)定或詞語限定無非是針對社會記憶施加監(jiān)控的偽裝。
6、同代人的文化性情是由他們對某一獨特歷史時間中事件的體驗塑造,而這些事件又是在他們生與死的時間框架之內(nèi)。
7、水壩或水庫不但奪去移民的生存根基,而且摧毀移民的倫理道德坐標,將支撐深切情感認同的歷史基石化為烏有。
8、這些痛苦事件的核心大概是勞倫斯朗格所說的”不應有的內(nèi)疚感!皳Q句話說,孔家人,特別老人們,以為他們也許可以采取措施避免損失那么多的墳墓,因而心理上負擔很重。但這種想法是在事后形成,而不是在當時的情境下產(chǎn)生。當時是一個不可控的過去。
9、修譜的潛在功能在于創(chuàng)造原來根本不存在的繼嗣群體或鞏固原來人際關系極為松散的宗族組織。
10、國家主動介入到崇拜活動之中,通過扶持或打擊圍繞某些神邸或歷史人物的崇拜活動,完成對地方信仰組織的控制。
11、渴望與國家合作的地方精英之所以積極配合國家對崇拜活動的規(guī)范,主要原因在于讀書人、大地主或富商希望成為連接國家與民間的士紳。
12、孔邁隆針對倘若不再有財產(chǎn)或賬目意義,那么族譜還有什么意義?他提出一個維系”親屬關系的固定世系模式。“宗族組織的統(tǒng)一性取決于人們在儀式意義上對大宗戶的認同,而大宗戶則代表著某一共同祖先的一系列子孫血脈。
在整理完全書之后,有了一個大概的邏輯框架。首先將書中的主要研究提了出來,就是第一個主題涉及人類的苦難,包括個人經(jīng)歷的苦痛以及記憶,和社區(qū)遭受的挫敗以及記憶。第二個主題涉及人們對苦難經(jīng)歷的處理,以及在政治迫害、經(jīng)濟蕭條、文化傳承不斷受阻之后的鄉(xiāng)土重建。其次便是在圍繞著這兩點的過程中論述了歷史記憶與社會現(xiàn)實如何相統(tǒng)一的過程中,集體記憶的形成,以及集體記憶的創(chuàng)造性形成?傮w而言,從這本書中我看到了悲傷和無奈,以及為自己的無奈與悲傷尋找出路的移民。而這樣的研究如果不僅拘泥于作者的研究里,便會發(fā)現(xiàn)這樣的苦難與無助幾乎存在于當下所有從解放前走來的農(nóng)村。
篇二:神堂記憶讀書筆記
景軍先生的《神堂記憶》似乎很難尋找到明確的主題。粗看目錄是圍繞著“記憶”,作者寫了很多方面的內(nèi)容,從社會記憶到象征記憶,最后歸結為“尋找記憶在隴中”。而在文本的敘述中,又是以村莊的歷史事實和民眾的口述為主線,而非以學術化的觀點、理論為主線。這些都使本書形成了一種獨特的研究風格而異于國內(nèi)的類似著作。若是說相似的書,孔飛力的《叫魂》在寫法上可與之比對。作者用他的田野調(diào)查,論證了許多社會學中的觀點,也辯證了一些觀點。
通過選取孔廟這個極具歷史文化意涵的存在作為研究對象,作者得以切入一個貫穿中國歷史文化體系的主線,圍繞這根主線便自然延伸出很多研究內(nèi)容。而他又巧妙地將研究放在遠離儒教中心——曲阜——的甘肅永靖縣,使他的研究又具有了文化沖突的維度。那里傳統(tǒng)的以儒家為核心的中原文化與伊斯蘭教文明之間的沖突最終以漢回之間的殺戮展現(xiàn)了沖突的激烈程度。大川村,這個遠離了儒家祖庭的小村莊,也必然遠離歷代政權——包括封建政權和共產(chǎn)黨政權——的庇佑,而在歷史大潮中被沖擊,被傷害,直至被遺忘。因而,這樣的研究對象是極富代表性的,一座孔廟的興衰體現(xiàn)了中國社會的歷史進程,也折射出整個社會文化、歷史的嬗變,反映了當時當?shù)厝藗兊男睦頎顟B(tài),這就讓景軍的這本書具備了豐富的學術營養(yǎng)。
現(xiàn)在許多人關注鄉(xiāng)村建設,因為他們切身感受到鄉(xiāng)村和文化傳統(tǒng)的衰敗。世界越來越大同,傳統(tǒng)的社會、文化、禮俗被拋棄,而接受的是另一套道德邏輯。在大時代面前,我們都是小人物,無法左右歷史的進程,只能被時代所裹挾。時代的發(fā)展必然意味著改變,而對傳統(tǒng)的堅守則需要有人對這種改變免疫、拒絕。但誰也不能命令別人不許擁抱改變,改變面前人人平等。甚至哪些對鄉(xiāng)土社會的消失痛心疾首的人都不可能打包票說他們愿意放棄現(xiàn)有的一切而去過他們書中文中那種“田園牧歌”似的傳統(tǒng)生活。但是我們?nèi)栽趫猿謱τ谧嫦鹊淖鸪,希望這種尊崇能延續(xù)記憶給我們的后人,也希望這種堅持和尊崇能喚醒大眾對傳統(tǒng)的關注。種種綿薄的努力應該被我們銘記。
篇三:神堂記憶讀書筆記
在《神堂記憶》中,人類學家景軍借助大川村民口耳相傳的口述歷史,重建了與主流“歷史”不盡相同的“社會記憶”,描述了個人的遭遇、社區(qū)的挫敗、對災難的處理以及在經(jīng)濟蕭條、文化中斷之后的復蘇。
“歷史”之外的記憶
十年之前,我從蘭州前往黃河上游的炳靈寺石窟,沿著盤山路,自行車騎到永靖縣的劉家峽碼頭。在這里,我要搭乘快艇橫渡著名的劉家峽水庫,才能溯黃河而上,來到炳靈寺石窟。第一次見到劉家峽水庫的我,被這萬頃碧波感動,盛夏時節(jié),身在西北高原,卻有環(huán)湖碧綠滿山?焱Ъて鸬乃,帶來沁心涼意,催走了適才傲人的暑氣。在這湖地洞天中破浪二十多分鐘,尚未滌盡千尺湖水,親水岸邊的炳靈寺碼頭已在眼前,碼頭背后就是石窟莊嚴。
后來者看到的只是人類改造自然的奇跡,而一切過往,以及萬頃碧波之下的記憶,或許只有黃河岸邊佇立了15個世紀多的大佛才一一記得。20年前,人類學家景軍來到了劉家峽下游不遠鹽鍋峽的大川村,從村里定居的孔家人那里,他發(fā)現(xiàn)了已在水面之下曾經(jīng)的大川村,以及寬闊、舒緩河面邊緣一片廢墟中的孔廟。通過孔家人對1960年代以來各種往事的回憶,重建了水下村落與重建大川之間的脈絡,一座消失的孔廟漸漸從水邊慢慢浮現(xiàn)。在英文版、網(wǎng)絡流傳中譯版相繼流行十多年后,這段往事終于以中文版———《神堂記憶:一個中國鄉(xiāng)村的歷史、權力與道德》呈現(xiàn)在我們面前了。
雖然姍姍來遲,但景軍在書中,批判性采用的法國社會學家埃米爾·涂爾干弟子兼同事莫里斯·哈布瓦赫提出的“集體記憶”概念還是會給初讀者留下深刻印象———“研究在家庭、宗教群體和社會階級的環(huán)境中,過去是如何被記住的……所有對個人回憶的討論必須考慮到親屬、社區(qū)、宗教、政治組織、社會階級和民族等社會制度的影響”。作為涂爾干的學術繼承人之一,哈布瓦赫承認“集體記憶”作為一種社會整合力量的同時,指出“個體記憶”所具有的獨一無二的屬性,正是這種多元敘事的存在,賦予了個體具體的行為實踐。因此,在此項研究中,景軍借助大川村民口耳相傳的口述歷史,重建了與主流“歷史”不盡相同的“社會記憶”。
雖然在厚度上讓人稍有遲疑,但書中涉入的深度足以令讀者打消疑慮。通過書中涉及的兩個主題,“第一個涉及了人類的受難,包括個人的遭遇和社區(qū)的挫敗;第二個涉及到對災難的處理,以及在……經(jīng)濟蕭條、文化中斷之后的復蘇”,大川居民的文化實踐在人類學家筆下漸漸露出水面。
黃河邊的村莊
甘肅蘭州西南的永靖縣境內(nèi),“黃河從青藏高原上奔涌而下,切出了一個S形的峽谷,大川村就位于峽谷的中部!敝袊鞅钡貐^(qū),河道在黃土梁峁溝壑區(qū)下切所形成的河谷地帶,不但孕育了該地區(qū)歷史上獨特的河谷農(nóng)業(yè)文化,也在這些落差巨大的狹窄山谷間蘊藏了巨大的水能資源。匯聚了洮河、夏河之水的黃河需要通過永靖縣相隔不遠的“劉家峽、鹽鍋峽及八盤峽,才能繼續(xù)流向下游,這三個相當狹窄的高山峽谷被視為建造一組階梯形水電站的理想位置”。1958年開工的鹽鍋峽,在三年后竣工,“大川村的孔家人不會忘記三十多年前村毀莊散、天崩地裂的那個冬天。那是1960年發(fā)生的事情。當時在大躍進中,政府雄心勃勃地要上馬一項水利工程,宣布在秋后他們要從家鄉(xiāng)遷走,為一座水電站和水庫讓路”———本書的開頭寫道。
在官方敘事的版本中,正如我們耳熟能詳?shù)男W課文《參觀劉家峽水電站》里的描寫:“碧綠的湖水映著藍天白云,更顯得清澈!畯拇髩蔚倪M水口直沖下來,流入電機房底部,推動水輪機。水輪機不斷運轉,發(fā)電機就產(chǎn)生了強大的電流。電流通過高壓輸電線,輸送各地去!眰體被一種更大的敘事淹沒,這種無始無終的靜態(tài)畫面,遮蔽了宛在水中央的大川。的確,如課文中色彩鮮明的畫面中,“電機房里燈火輝煌,五臺綠色的大型發(fā)電機組,整齊地排列著!拭C、青海、陜西等省區(qū)廣大城鄉(xiāng)用的電,都是從這兒輸送去的。”由技術成就組成的現(xiàn)代性,構成了一種積極進步的涂爾干式的“集體記憶”,而消失的個體則“失去”了自己表述另一種記憶的機會。
幸運的是,通過人們口述記憶的還原,作者將我們引入了另一組歷史敘述的路徑。由于大躍進期間的“浮夸風”盛行,“不少大川人認定……黃河在一年內(nèi)被截留也是在搞浮夸”,而國XX時期水電專家的失敗,也加劇了人們的這種想象,以至于“盡管鹽鍋峽大壩即將竣工的消息不斷傳來,離開大川的人數(shù)仍然很少”。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集體公社化”的背景之下,人們誤解了與水庫移民補償有關的“財產(chǎn)調(diào)查”,“當?shù)鼐用駪岩韶敭a(chǎn)登記的真實目的是要將所剩財產(chǎn)充公大集體”,以至于“不少村民故意掩蓋自家財產(chǎn)的真實價值”。當隨著大壩最終出現(xiàn)在人們眼中時,一切為時已晚,“一批數(shù)目不詳?shù)拇蟠ㄈ肆粼诖鍍?nèi),一直到大壩下閘蓄水”,直到洪水真的沖入了街道,此時才匆匆逃散的人們發(fā)現(xiàn)自己遭受了雙重打擊。正是這個顯得有些“超現(xiàn)實主義”的故事,揭示了個體記憶中更為多元的主題。服務于現(xiàn)代化建設的初衷,出于對庫區(qū)移民的真實關懷,卻因為某個特殊時代中獨特的價值標準,共同演繹了一幕令人感慨的荒誕劇。
正是通過這樣一種集體記憶之外的個體記憶,景軍得以漸漸重建當?shù)厣鐣淖陨淼臍v史,這種歷史在此之前從未被官方文獻記錄,游離于“燈火輝煌的電機房”之外。
拆而復建的孔廟
隨著庫區(qū)蓄水一同消失的,還有大川最著名的孔廟,雖然并未被上升的水位淹沒,但隨著地下水位上升,松動的地基威脅到已經(jīng)瀕臨岸邊的孔廟。在臨夏地區(qū),大川的孔廟始終是當?shù)啬滤沽趾Q笾歇毺氐腵島嶼,在上個世紀之初,大川孔姓人從曲阜總廟續(xù)上的族譜,更加強了他們對自身文化特征的認同。雖然在60—70年代著名的運動中尚未消失,但在該運動進行到如火如荼之時,孔廟剩下的部分也全部拆除。
當80年代來臨,當?shù)厝私K于有機會重建孔廟時,作者轉入第二個主題“經(jīng)濟蕭條、文化中斷之后的復蘇”當中。作為“進步”的大壩的對立面,這一古老建筑的重建在勾起人們對過往歷史的回憶時,在一定程度上也成為人們對當下社會政治—經(jīng)濟地位關系重新調(diào)整的參照物。1984年,“聯(lián)合祭祖活動才在一個三間房的木匠作坊里恢復”,而這一活動的負責人則是大川村當時最高的行政領導。對于那些曾經(jīng)代表官方力量對“鄉(xiāng)里鄉(xiāng)親”在過去的不幸負有責任的行政人員來說,“祖先崇拜屬于一個可以打造集體認同的難得機會,集體祭祖為村干部提供著一種特殊的社會組織形式”。
然而,集體化時代的終結很快就通過孔廟祭祖活動的微妙變化,體現(xiàn)在大川村的社會層面。不到一年,村干部不得不“將組織祭祖活動的象征性權力交給一伙頗有傳統(tǒng)文史知識的老人”。同時,舊時代干部把持的行政位置也被一群更年輕的成員取代,這群多半在“部隊、技校、建筑工地或其他大川以外工作崗位加入黨組織”的年輕人,“利用在外面工作時建立的各類關系”推動了村落領導層的更新?lián)Q代,而證明他們比前輩更有能力的,恰好就是在“大川要求水庫移民補償”、爭取自身權益的努力上。在大川新的村落領袖以及其他村落成員的努力下,“1985年到1987年間,國家允許永靖縣以移民的名義從劉家峽水電站以及鹽鍋峽水電站的收益中提取1000萬元。這筆款項被用在當?shù)氐?0個扶貧項目中,目的是改善灌溉設施或減輕土壤侵蝕!
其中的有趣之處在于,大壩的最初出現(xiàn)宣告了孔廟的終結與集體主義官方的出現(xiàn),而80年代新出現(xiàn)的社會趨勢促成大川孔廟重建的同時,反過來,又通過喚起庫區(qū)民眾對自身權益的追索,重新調(diào)整了地方社會的權力秩序。換句話說,孔廟的沉浮,以象征的形式推動著大川社會力量的互動與更替。
缺失的記憶碎片
最全書的后半部分,作者將筆觸著墨于大川孔氏的“族譜記憶”,雖然這和全書的“記憶”研究序列保持一致,但這段對晚近族譜內(nèi)容的敘述似乎過多關注儀式的制度化內(nèi)容本身,反而失去了對利用這些制度化儀式實現(xiàn)自身利益之人的討論。
而且,如桑格瑞在1998年《亞洲研究學刊》中的書評所言,本書作者“指出:1905年族譜和1991年儀式書的編纂者都是想形成歷史感,……這些編者通過把不利于祖先名聲的一些史實進行刪除、回避以及改動,制造出一個神話,說他們孔家的共同始祖不僅是個愛國者,而且是捍衛(wèi)國家尊嚴的民族英雄”——— 遺憾的是,很可能缺乏(族譜)文獻訓練的作者,將族譜功能的認識,完全等同于人們對當下合法性的證明。事實上,如果能透過當代編修者的視角來審視這本帶有歷史堆積層的文獻,或許能進一步揭示1949年以來,大川社區(qū)圍繞水庫、孔廟所延伸出的社會分層、代際關系、政治認同,是如何深深烙進了當?shù)厝巳旱纳鐣Y構的——— 每一個社區(qū)成員被寫入孔氏族譜的同時,也帶上了他們所處時代的烙印。
不管怎樣,本書后半部的瑕疵并不能掩蓋全書的睿智之處。通過對黃河上游一個庫區(qū)移民村落中個體記憶的重建,景軍先生幫助我們以及當?shù)厝藗,揭示了半個世紀以來,淹沒在碧波萬頃集體記憶之下,時代變遷面前所經(jīng)歷的“個人的遭遇和社區(qū)的挫敗”,同時又細膩地展現(xiàn)了當?shù)厣鐓^(qū)在“經(jīng)濟蕭條、文化中斷之后的復蘇”。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些借助人類學的眼光,所發(fā)現(xiàn)的真實的文化實踐,同樣適用于對今日中國社會變遷歷程的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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